李友梅:“从实求知”中认识中国

原文载于《解放日报》2018年12月18日14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对复杂现象和问题  进行具体化人性化解释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才会发生的变化转型。这个变化转型是内外因素和多线程相互影响的过程,呈现出阶段性之间、领域性之间和多文化之间复杂交错的特征。

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系统性变化?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在剧烈变化转型中是如何再协调的?中国社会在日趋开放流动中得以再整合的实践逻辑,与西方国家相比又有怎样的独特性?如何才能从学理上深刻解释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学人持续努力回应的课题。

在深入社会生活田野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感悟到,一个真正有效且有质量的社会学研究,不仅需要避开先验主义,还需要有现实关怀。

首先,取决于我们深入社会实际生活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就不可能获得有用的第一手资料。

其次,取决于我们辨别现实社会复杂性的能力。任何现代社会都不是清一色的,其中不仅有多样化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遵循的是一些不同的规则,甚至是一些并存却又相互对立的合理性。

再次,取决于我们揭示和分析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抗衡机制的能力,并能对复杂现象和问题进行具体化、人性化的解释。

最后,所有这些能力,还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勇气去履行学者的职责,能否在学者与社会人之间找到平衡。

引进国外视角和方法  常碰到“水土不服”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完善师资队伍,既要推动学科发展,又要深入实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我有幸赶上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时代,而且成为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在跟随费老师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研中,逐步领悟到费老师所追求的一种基于“志在富民”的人文情怀,以及坚持“从实求知”“实事求是”的科研原则。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启打破了“铁饭碗”,引发城乡社会大流动。基层社区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已有的分析社会变化的工具不够用了。费老师的一些学生前往国外深造,希望能够学到一些认识当代复杂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但是,当把国外的视角和方法带回来并尝试在中国运用的时候,却碰到了这些视角和方法“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与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紧密联系。

举例来说,浦东新区大开发起始于大面积的征地,高起点的现代经济结构大面积地、快速地覆盖当地既有的农村经济结构。由此,出现了当地的农村经济体制、国有的经济体制和国外的现代企业制度相互交织的新现象。尤其是,当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所要求的行政体制安在一个适应既有的农村经济要求的行政体制时,征地农民一下子面临生产性的退路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如何不丢失主体性的问题。

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转向城市基层社区。在这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区服务需求。特别是,伴随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的急速松动,社会福利功能不断向外溢出,下岗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不断涌入基层社区,使得社区治理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调整、完善制度安排,以便将不断分化的社会生活再组织起来。同时,还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新的生活预期、新的社会共识。

但坦率地讲,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在相当一个时期里缺乏整体性制度设计,没有像经济转型那样形成明确的目标、路径和体制。尽管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会价值规范等方面发生重要改变,但由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整个社会的各系统之间相互支持遇到了困难。

社会转型的独特性  集中体现为党建引领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从传统封闭社会快速转向现代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如果选择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所需的内在动力,并勾画出一个清晰可行的、为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的宏伟蓝图,就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建设小康社会,正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来实现。同时,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中国从“富国”向“强国”的巨变。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和战略谋划,符合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

事实上,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剧变之中维系团结,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回顾改革开放所走过的40年,中国社会转型及治理转型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集中体现为党建引领。近年来,我们在党建引领的基层社区治理转型研究中,梳理出具有法宝意义的“倒逼机制”“预期引领机制”和“转危为机机制”。

这些机制之间不仅互相配合、彼此支持,而且秉持底线思维、群众路线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发展观与共享发展观。它使得国家可以不断冲破旧体制下形成的利益固化与障碍,推进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整合,并更好地引导社会心态、形成社会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仅要更加重视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创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方法,而且要使自己的知识和话语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体系当中,在交流对话中让世界更全面、更好地认识中国。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深刻的文化自觉,以及能否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窠臼,能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作出有效的综合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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